1951年1月，戴笠的儿子戴善武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即将被执行死刑。被枪毙的时候，他才36岁。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虽说戴善武被两名解放军战士强按在地上，可他的脸上并没有显示出恐惧，面对镜头，反倒露出一脸的不屑。
一九五一年一月，浙江江山城外的空地上，风很紧。行刑队把人从车上押下来，绳子勒在胳膊上，膝盖被按进泥地。围着看的老百姓缩着脖子，只见那人抬起头，对着镜头，眼神冷冷的，嘴角还往上挑了一下。这个跪着的人，就是军统“特务之王”戴笠的独子戴善武，那天三十六岁。
在浙江江山县，他一口气揽了几顶帽子：县参议员、县银行董事长、雨农中学校长，外加军统局少将专员、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议。
明面上和当地士绅喝茶听戏，背地里盯着名单抓人，对付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有人在深夜被带走，有人从此没了下落，这些都算在他账上。
往上追一辈，是更响亮的名字。
戴笠，蒋介石口里的“佩剑”，军统的头号人物。
抗战年月，军统干掉过不少日伪高官，也在国内布下天罗地网。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乘坐的飞机在南京近郊的戴山撞毁，人当场丧命，年仅五十岁。父亲戴士富早早离世，家里只剩母亲蓝月喜。她始终不知道儿子已经死去，因为毛人凤逢年过节都给她发电报，学着戴笠的口气报平安，一骗就是好多年。
父辈的影子压在那一代孩子头上。
戴善武长得像父亲，说话做派也学着那一套，在江山一带呼来喝去。抓人审人，对他来说就是“工作”，在饭桌上说起来，语气平平。可被抓走的那些人，背后是一个个家。
国民党溃败时，江山城里风声乱成一团。不少人往台湾跑。戴善武自认不算小角色，一边琢磨着把黄金收拾好，一边想找机会离开。算盘打得挺响，还没走远，就被解放军逮住。押解途中，他又找缝隙逃脱，东躲西藏。通缉令贴得到处都是，最终还是落在解放军手里，案卷摊开，没人再替他说情。
子弹解决的是他，烂摊子压在家人身上。那一年，长女戴眉曼才六岁。更小的女儿戴璐璐早早夭折，只留一个名字。妻子郑锡英看着几个孩子，很清楚丈夫这条路已经走到头。新政权没有把火烧到这一家人身上，没有抄家赶尽杀绝，也没有按旧朝那种“株连九族”的规矩办。她咬咬牙，把六岁的戴眉曼托付给戴家一个厨师抚养，改名叫廖秋美，自己带着三个儿子先回娘家，又全家搬去上海谋生。
江山这边刚安静下来，海峡那边已经有人盘算。蒋介石念着戴笠这些旧部，交代毛人凤想办法把家属接到台湾。一九五三年，特务们悄悄出手，替郑锡英母子换了名字，安排路线：上海到广州，再转去香港，最后去台湾。手续一关一关往下走，很快撞上现实。次子戴以宏的户口卡住，出不了境，只能留在上海。临行那天，母亲带着大儿子戴以宽和小儿子戴以昶上路，中间那个孩子硬生生被留下。
留在大陆的两个孩子，此后各自摸索活路。戴眉曼用“廖秋美”的身份长大，上学、工作、结婚，成了邻居口中的贤惠主妇。别人提起这一家，讲的都是谁家孩子懂事勤快，很少有人知道她原来的姓什么。戴以宏一度被送进孤儿院，后来进工厂学技术，熬成一名高级修理工，又在车间里遇见一个女工，两个人就这么结成了小家。
另一头的兄弟，走出截然不同的路。戴以宽到了台湾，念完大学，又漂洋过海去美国读书，拿下硕士学位，留在那边工作。最小的戴以昶留在台湾，考进东吴大学，毕业后进了中华贸易开发公司。
兄弟姐妹被海峡、被大洋隔开，几十年里，通信艰难，信息断断续续。一九九一年，政策松开，两岸航线多了起来。那年五月，戴眉曼和戴以宏飞往台湾。机场出口处，白发苍苍的郑锡英在人群里，一眼就认出了孩子。那一桌团圆饭上，有人说起上海的工厂，有人说起台北的公司，也有人轻声提到一九五一年江山城外那几声枪响，屋子里安静了一阵。
从戴笠到戴善武，这一家人把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都擦肩走了一遍。一头是军统特务和暗杀名单，一头是工厂车间、大学教室、写字楼办公室。父辈在刀尖上讨生活，子女被迫在废墟上重建日常。新政权用子弹了结戴善武的账，把惩罚落在具体的人身上，却给他的妻儿留下了改名、迁居、上学、就业的机会。许多年过去，那些“红色通缉犯”的后代，大多回到了普通人的轨道里。
那张跪在地上的照片，像钉子，把一个时代的锋利钉在地上。
时间久了，钉子生了锈，泥土上又长出了草。人们说起戴笠和军统，多在书本和档案馆里；提到戴善武的子女，想起的只是一个修理工、一位家庭主妇、几名远在海外或台岛的白领。
刀光收进鞘里，日子照常往前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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