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尽管已经闭幕，但外媒仍持续高度关注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聚焦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推动普惠发展，弥合智能鸿沟，这精准契合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关切。当西方科技巨头和主要经济体在日内瓦的会议厅里讨论如何构建伦理框架时，那些散落在南太平洋上的岛国，正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门槛外承受着最严峻的生存危机。
太平洋岛国所面临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滞后”，而是一种在AI治理语境下从“滞后”升格为“生存安全”的特殊困境。
汤加的经历是最直观的注解。2022年1月，汤加海底火山剧烈喷发，巨大冲击波切断了唯一连接外界的海底光缆。一夜之间，这个拥有十万人口的国家陷入全面“数字静默”。这不仅意味着亲友失联、求救受阻，也暴露出这些岛国在数字基础设施上的极端脆弱性。
更深层的不平等在于“参与权”。 虽然全球对话式人工智能的使用人数增长迅猛（有资料显示，全球人工智能用户达到10亿仅用了2年时间，而互联网花了15年），但发展中国家的采用率仍然滞后。在气候变化领域，太平洋岛国是人工智能预测模型的重要应用场景，但那些来自硅谷或欧洲实验室的顶尖模型，往往缺乏岛国特有的气象与地理数据训练。图瓦卢、基里巴斯等国的困境在于：当人工智能开始辅助制定全球碳排放与气候移民政策时，谁在训练数据里为那些未来有可能被淹没的环礁有个位置？答案是令人沮丧的——由于缺乏本地的算力设施、存储设备与数据科学家，这些国家不仅难以应用人工智能，更无力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标准的制定，只能被动接受技术强权输出的结果。
联合国数字与新兴技术特使阿曼迪普·吉尔认为，“人工智能的影响过于深远，不能由少数人来决定。 我们需要一场全球性、包容性且基于证据的对话。”然而对太平洋岛国而言，他们首先要争取的，是这场对话的入场券。
面对这种分裂，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提出的方案显得务实而具操作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建立全球统一协调的监管规则，并警告不能让发展中国家掉队，这与中国于2023年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核心主张高度契合——倡导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有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权利。
长期以来，中国通过与“数字丝绸之路”对接，已在太平洋岛国完成了多项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企业承建的国家海底光缆系统于2020年提前完工，连接该国14个主要城市，大幅改善了当地互联网接入条件；此外，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卫星应用、遥感监测等领域也在探索合作，未来有望为引入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等工具奠定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中方代表在多个国际场合多次强调，人工智能应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惠及所有国家。在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之前，中国牵头推动联合国通过了“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算力、人才培训以及农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人工智能模型支持。这种从基建联通到能力共建的路径，正是中国方案有别于传统技术垄断的地方——它试图帮助太平洋岛国在人工智能棋盘上，从“被定义的数据点”转变为“能参与的棋手”。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有一个核心伦理问题：我们如何对待那些最脆弱的群体？太平洋岛国的困境同样适用于这一逻辑。真正的全球AI治理，不应沦为少数科技巨头与发达国家的“高端俱乐部”。如果AI的规则制定完全无视那些身处气候危机最前线的数字弱势群体，那么再完美的算法也将在道德上有缺陷。
中国的路径提供了一种可能：通过“硬联通”（海底光缆、卫星）与“软赋能”（开源模型、标准共建）的结合，让人工智能与治理能力不再是强权的专利。太平洋岛国需要的是平等参与的机会，以及能在技术浪潮中自主选择方向的权利。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伦理底线，最终体现在我们如何对待那些最微弱的声音。
（李旖旎、李炜炜，作者分别是北京邮电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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